【巴蜀文化】宕渠文化概说‖刘渠

宕渠文化概说

刘 渠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渠江流域处在巴文化的核心区,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孕育宕渠文化的摇篮。

2022年,在渠县城坝遗址西南角发现一批打制石器工具,经14C测定,距今1万年左右,即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文物表明:1万年前,先民们已在渠江流域活动。再从新石器遗址遗物散布于流域20多处的情形判断,先民们应该自汉水流域溯其支流进入大巴山区(较大可能是沿任河北入),然后由北而南顺流而下,渐次展开,逐步覆盖渠江全流域。先民们认识和开发了这片广袤的土地,约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定居生活。考古资料显示,宕渠先民已大量使用磨制石器、陶器及动物骨头制作的用具,在沿袭狩猎和捕捞生产的同时,开启了原始农业生产。这就有力地印证了考古专家的一个科学判断:渠江流域具有1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

先民们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农耕文明,系统地构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单元。“宕渠”县名之涵义,揭示这是一个文化范畴。宕渠文化是对渠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概括,是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或巴文化的宕渠模式。

2017年,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宕渠”瓦当

宕渠文化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开启了大巴山及渠江流域的地理“大发现”。渠江流域处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中低山、丘陵梯级分布,呈喀斯特地貌发育,植被茂盛,动物孳繁。《山海经·中山经》第九列之“蛇山”即是大巴山之前称,盖因多蛇之故,常有大蛇出没。介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先民们在生存境遇的认知过程中,因为惧怕、惊奇而产生敬畏崇蛇心理,遂以夸张的巨蛇形象作为氏族图腾徽记。“巴”应是他们对其图腾的称谓,也是自称的语音,因称“巴人”,即所谓“蛇种巴人”。在这片四五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以“巴”具名的山山水水不胜枚举,动植物冠“巴”之名者所在多有。其中,最具影响的传说乃是“巴”之蛇。《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而“蛇山”“大巴山”“巴水”“巴溪”“巴蛇”“芭茅”“巴戟天”等名谓,盖因巴人识别并命名。《说文解字》小篆“巴”是个象形字,本义为蛇(虫),或指传说中的“食象蛇”。大巴山以南的巴人,当缘于大蛇崇拜而具其名,古人类这种夸张的巨蛇图腾,被视为种族的“亲属”和“保护神”。先民们呼蛇为巴,然后过渡为族人之自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蛇巴人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于此,是这里的土著氏族群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从事采集、渔猎生产,“宕渠居式”是他们原始生活的一种样貌。伴随土地的开发,从采集、渔猎为主向农业生产为主的过渡与发展,使氏族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与外界族群的交换和交流中,学习借鉴周边文化和生产技能,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农耕文明。考古发现和文献考察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渠江流域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和3000年邑聚城垒发展史。紧随中华文化前行的脚步,达到了同时代人文发展的高度。物质文化成就卓越,具有特色,人文著名而辉耀史册,至今仍有其遗韵流响。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中原处于商周之际。渠江流域的巴人大致发展到了胞族部落阶段,能组成一定规模的队伍,参加周武王率领和发起的讨伐殷纣王的战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前歌后舞”的传闻不绝于世。周王朝建立之初,大封诸侯,“巴子国”处在汉水上中游城固、洋县一带。公元前611年,楚、秦、巴三家分庸之后,巴国活动中心移到了江汉平原,即史家所谓“汉阳诸姬”之一。直到战国中期,蛇巴人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处于静默状态,寂寂无闻,《左传》里通篇见不着巴国征战“前歌后舞”的影子。春秋时期,渠江流域的人文事迹,史载阙如,是历史上的一段“留白”。巴子国在汉中、江汉平原、峡江地区、重庆而至于阆中灭国,绕了一大圈,却始终没有进驻、盘桓渠江流域。这个事实使得我们存有一个疑问:蛇巴人(賨人)究竟是不是这个巴国的属民?蛇巴人覆盖区域是否巴子国的势力范围呢?《华阳国志》“宕渠盖为故賨国”的传言,我们不妨做一个逆向思考:既有“巴国”之谓,何来“故賨国”一说?此说如果不妄,则与巴国并列相比的蛮夷之邦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公元前314年,秦国兼并巴蜀后建置巴郡“宕渠县”。新出现的“宕渠”一词,传达出远古先民的生活信息,给我们考察宕渠先民指出了又一条辨识路径。溯源考察“宕渠”县名,它承载了六七千年的文化记忆,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宕渠、渠州、渠县,一个渠字传承2300余年。“宕渠”当是流域先民的居处样式,“宕渠居式”与渠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相契合,是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的情景描述和真实写照。世代相传的说法用作县名,正是当时族人对于先民时代的追思和怀念。这种傍水而居的“渠”,为棚架结构式草庐(与河姆渡遗址考古实证相较仿佛),大约也是后来巴地大量出现的干栏式建筑的雏形,是其鼻祖。

《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故宕渠县基本覆盖整个渠江流域,设置县郡835年,跨越战国晚期、秦汉至东晋末年。

渠县城坝遗址与土溪镇隔河相望

宕渠故城即是“賨城”,古之“賨国都”。建县以后仍是賨人社会的首府和渠江流域区域中心,凸显其历史地位。城坝遗址对岸古驿道两旁,集中分布和保存汉阙6处7尊,全国罕见,是賨人、賨城历史文化的独有现象,是考察渠县厚重历史的存世标本和汉代建筑文化的“说明书”。

东汉“沈府君”阙,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昭襄王时,秦蜀巴汉发生“白虎为患”。秦并巴蜀不久,巴地就发生了这么一次特别有意思的“虎患”,而主动除患的恰恰是“白虎复夷”。然后,秦国与夷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免除其“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夷王租赋,族人纳赋仅为一般国民的三分之一。《华阳国志》说,夷人或曰“板楯蛮”,大约是常璩将后汉时的流行叫法过早地前置了。“板楯蛮”概念比较晚出,后汉始著其名,实为史前“蛇种巴人”、战国“賨人”名号之演绎。其族群七姓,是“故賨国”的七大部落酋魁姓氏。《后汉书》以“板楯蛮”名义著录,从刘熙的《释名·释兵》,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板楯”注释上,我们可相互参详而知悉。

蛇巴人因射杀白虎之功,“刻石盟约”巩固了大姓宗族治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薄赋轻徭的政策优待,“巴人呼赋为賨”,名号遂演变为“賨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秦国率先在宕渠县尝试羁縻之制,创新了民族区域的治理体制,成功地使新版图的治安得以稳定,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大后方和兵粮保障基地。

秦末汉初,刘邦借重賨人“定三秦”,竟然再次戏剧性地出现了“武王伐纣之歌”。賨人因定秦有功,继续享有过去的政策待遇,“专以射白虎为事”,视为“义民”。賨人上阵用到的战舞也被引入宫廷,这就是著名的“巴渝舞”。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渠江流域的农耕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賨人也多次加入到中原汉民族的历史舞台,“世挺名将”,留下了许许多多逸闻故事。“巴有将、蜀有相”是两汉时期著名的人文景观和突出特点。

东汉晚期及三国混战期间,随着朝廷更迭、民族政策的变化,加上天灾人祸,賨人社会结构随之有了质的变化,整个族群的人口、生存状况发生了大的改变,呈现出每况愈下的历史景观。

建安二十年(215)夏,曹操取汉中,大兵压境。三巴夷酋带领大批夷人北投,形势对刘备很不利。九月,在巴地发生魏蜀唯一一次战役——“宕渠之战”,张飞与张郃相拒五十余日,终以张郃大败而走结局。此战使得宕渠县位置前出,成为拒曹要地,也是蜀汉争夺汉中的战略序曲。战役的胜利拨正了蜀汉的历史走向,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賨人族酋杜濩被裹挟其中,处境尴尬,但仍是魏蜀争取拉拢的对象。他随后被刘备赐封“賨邑侯”,特设“宕渠侯国”,还特地颁发一枚“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以示尊荣和亲善。此印于清光绪年间在巴地奉节通往黔涪的长江南岸甲高坝双河口出土,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唯一印证賨人名谓、杜濩身份,唯一衬托“宕渠之战”后续形势演变的物证,尤显其珍贵。

西晋晚期,賨人后裔李雄在成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成汉国。由于多年战争造成人口锐减,到李寿时,从云贵高原大举“引僚入蜀”。僚人不事农耕,布满盆周山谷。这时的賨人社会结构已经解体,实力大为削弱,雄风不再,宕渠为“蛮僚所侵而廨”,竟然被僚人这一相对落后民族不断袭扰而破败,“郡县悉废”。賨人被迫离乡背井,开启了逃亡模式(“賨邑侯”金印出土地点是为关联证据,表明杜濩后裔携印出逃的走向)。从此,古老的宕渠文化基本毁废殆尽。作为主体民族的賨人像夜空划过的流星一样神秘地消失(抑或演化为别的民族)了。

基于上述独特的历史人文现象,比较完整地构成一个地域文化单元,是渠江流域先民蛇巴人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总和,笔者引入“宕渠文化”概念。

宕渠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宕渠县故地涵盖大巴山南坡整个渠江流域,是“宕渠”地名概念的外延。因此,宕渠文化的空间范围,对应渠江流域这个确定的地理环境,是宕渠文化的覆盖范围;宕渠文化的时间范围,大致发端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下限至公元420年的东晋末年。

宕渠文化内涵:

一是先民们迁徙到大巴山地区,一直生息繁衍在这里。经过“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发了大巴山及其以南这片广阔的山壑岭谷,使之成为适宜农耕的土地。

二是族人以巨蛇为图腾,称图腾为“巴”,也是他们自称的语音,因谓之“巴人”。

三是大巴山和川东平行岭谷为喀斯特地貌发育,溶岩洞穴广泛分布,成为先民们的容身之处及安全所在;沟壑溪流汇成江河,傍水结庐既是捕捞作业的场所,又是季节性居处的用物——“宕渠居式”,是巴人先民古朴遗风的追述与写照。

四是“宕渠盖为故賨国”是賨人心心念念的历史辉煌,在历史长河中即便像流星一样短暂,却仍有绚烂的一道闪耀。先秦、秦汉时期,賨人族群由于“射杀白虎”和“还定三秦”两个历史事件,不仅保留了大姓宗族治理的政治地位,同时受到朝廷赋税政策的优待,社会分工与自然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更加繁荣。

五是“賨赋”是其标志性文化品牌,是由国家政权赋役制度带来的新概念,“賨布”“賨钱”应运而生,“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是蛇巴人演变为“賨人”的历史节点。

六是宕渠故城——賨城,约板筑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东汉因车骑将军冯绲增修,又叫“车骑城”,是賨人社会的首府,也是渠江流域在秦汉、魏晋时期的区域中心。两汉时期完备了古代的城市功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宕渠文化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成就,是农牧业发达,农产品加工业兴盛,具备制陶、制盐、青铜冶炼和器物制造、提炼硫化汞、铁矿采掘和冶炼等技术工艺,以及作坊生产能力,负有盛名的产品是“清酒”“賨布”及丹砂。渠县汉阙是中国一个地区存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保护较为完好的存在,是宕渠文化的一张名片。

宕渠文化体现在精神层面的要义,是“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华阳国志》载:賨人质直好义,“世挺名将”。攻无不克的“賨旅”(与“巴师”对举,所谓雄师劲旅)体现出族人为民族为国家奋不顾身、凛然直前的骁勇气概和战斗精神。西晋辞赋家左思《蜀都赋》的生动描写,突出了这个族群的品性特征。宕渠先民创造了一种呐喊呼应、围而聚歼的捕猎形式,又是闲暇娱乐的集体武舞,相沿承袭了其人勇健能歌善舞的习性和团结协作的风尚。用于征战则“前歌后舞”,气势凌厉,所向披靡。这就是被引入乐府的久负盛名的“巴渝舞”,成为由汉至隋历代宫廷的保留节目。

“清酒之甘醇,賨旅之劲勇,巴渝舞之雄浑,汉阙之神奇”是宕渠文化的精粹与缩写。

渠县汉阙、“宕渠”瓦当、“汉归义賨邑侯”金印这三套物件,乃国之瑰宝,是如今看得见的宕渠汉代“历史”。

依据考古文化资料,解读渠江流域先民们从哪里来,识别判断先民的族属性质,系统而简要地描述渠江流域自先秦到两汉、魏晋、十六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文化兴衰过程,则可基本构建巴人→賨人→板楯蛮民族源流简史。这是宕渠文化基本的组成内容,也是宕渠文化所要阐发的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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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渠(四川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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